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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本报北京讯）裴国栋 男，汉族，出生于1950年7月17日(农历6月初3日)。甘肃省清水县贾川乡裴家庄人。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先后任天水地委报道组新闻工作者、清水县委报道组组长、天水地区劳改支队办公室主任、天水地区司法处办公室主任、天水市法学会秘书长、天水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天水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等职。2010年按副地级干部待遇退休。在国家级、省级报刊杂志上发表过近千篇文稿；起草撰写过大量的公文类文章。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曾多次受中央和省、市的表彰奖励。中央组织部﹑中央综治委曾给予嘉奖。
作者故居— 清水县贾川乡裴家庄
作者工作过的地方—天水市人民政府
2016年5月份少华社长采访作者裴国栋时的合影。
自 序
我原定的书名为《往事回睦》，在修改时总感到平淡无味。文章中涉及的许多内容是自己成长过程中对社会、人生、世事的一种洞察和审思。即更名《岁月沉思》为本文的书名。
书槁成文后“中国报道新闻社”以《一位甘肃政法干部的—岁月沉思》为标题分别在“中国报道新闻网”、“中视网”、“一画开天艺术网”三个媒体同步并机连载。对我鼓舞很大，督促我对此文进行了修改校正。
《岁月沉思》实际是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主线，真实地记录了记事以来近六十年个人、家庭以及整个家族在社会变革中的悲欢离合。本书从家庭变迁、个人成长过程和事业奋斗中折射出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环境、风土人情和社会发展变化过程及自己人生旅程中的成败得失。它用真实的史料，把人生经历中发生的一些事件呈现出来，表现出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血肉关系。实际是我人生的感悟，历史的见证、时代的记录，也是本人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考。
时光流逝，荏苒的时光就这样悄悄地，慢慢地消失了。
在我短暂的一生中，走过风、走过雨；经历失败、体会成功；品尝过痛苦、享受过欢乐；走过泥泞、踏过坎坷、经历过挫折和万苦千辛才幸运的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阳光小路。远去的尘封往事值得品味，逝去的青春值得回忆，走过的路子留下了时代的印痕，藴含着成长的足跡。
往事历历在目，心绪不堪回首，每当我闭上眼睛沉思，那故乡的炊烟、童年的月夜、父母亲的教诲，还有身后留下的串串人生足迹，以及那山间不知名的花草发出的淡淡清香和村前东流小河潺潺的水声……犹如一幕幕古老电影镜头似的在脑海反复显现，仿佛把我带到了已然逝去却永不会磨灭的远方。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幼年经历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忍饥挨饿；上学期间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停课闹革命的浪潮中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和“长征大串联”；退学回乡后，在生产队“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披星戴月，战天斗地，投入到改天换地的战斗行列；在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浪潮中当上当上了民办教师，不拿工资拿工分，在教书育人的行列工作了五年多时间；后来有幸被推荐上大学，成为特殊环境下的“工农兵大学生”；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先后在新闻单位、政法部门工作三十五年时间。在我的人生旅途中，从一名农村放牛娃到一名国家工作人员，经历了身份的变迁和各种政治运动。回想起来这些历历在目，件件在心。
闲暇之余，和同事聊天，与家人交谈，就会谈及幼年时的家庭磨难；学生时代的学习生活；父母﹑兄弟姐妹的生离死别；参加工作后的岗位的变迁。这些往事，恍如昨日。故此在同事和家人的鼓励催促下，我坐在电脑桌前，生疏地敲起了电脑键盘，把学习打字与往事回忆同步而行，开始回忆走过的路、沉思人生旅途中遇到的事件和人物。
回忆走过的路，我珍惜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人生在世，与父母、妻子、儿女、同事和朋友之间相处实际都是一种缘分。坦诚地说，不论是在家庭、在单位还是朋友之间，我始终怀着一颗诚挚的心，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我深深地感谢曾经帮助、培养、教育我的领导和同仁，使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在政府部门有了一席之地；感谢所有关心过我的亲人、同事、朋友，帮我渡过工作和家庭的道道难关；感谢九泉之下的父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感谢我的兄弟姐妹，是他们起早贪黑挣工分供我上学；感谢我的家人与我风雨同舟，共患于难，共同支撑了这个家庭！
在我的一生中付出与缘分紧密相连，我与任何人没有大的过结。我问心无愧，尽管太多的辛酸融进了昨日的犁铧；尽管难以抹去的忧伤充斥着我的心灵；尽管大半生的精力挥洒在征途上；尽管痴笑我傻的声音挥之不去……但我做人的唯一指南是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感到慰藉的是自己的正直与诚实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我没有著书立传之意，也没有在人前评功摆好之念，只是想把自己的经历述说给后代，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代人坎坷的经历和辛酸的奋斗史，让他们不要忘记在人生道路上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好人之恩。让他们牢记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开拓事业，成就美好未来，让他们从我人生的成败得失中吸取教训，走好自己的路。
文章是现在写成的，而所讲述的许多事情，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廿一世纪初的陈年旧事。当年所亲身经历过的人，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有的也将是古稀之年。这其中的许多事件是对是错，历史大多已有定论。暂无定论的我也不多加评论，只好由后人去评说罢了。
贺国栋同学《岁月沉思》付梓
冯天真 于甲午秋月
黄河岸畔幸识君，
四十年来谊长存。
生计艰难半书泪，
事业有成一路平。
孝親未尽终抱憾，
仁爱永留昭后生。
大梦醒时向晚唱，
妙笔生花著乡亲。
★ 冯天真：作者系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学。
事业篇（二）
在民办教师工作岗位上系列报道之（一）
民办教师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世纪末在农村中小学从事教学工作的一个特殊群体。在这个岗位上我工作了六年时间，后来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上了大学才结束了民办教师工作生涯。那时，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因不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我感到非常庆幸。我非常珍惜这份工作，辛勤的汗水浇注着我的每一步脚印。
俗话讲“树大分杈，子大分家。”1967年2月，兄长和嫂嫂与父母分了家，兄长和嫂嫂另起炉灶，开始为自己的小家庭而忙碌奔波。为了照顾父母亲，我就辍学回家，结束了短暂的中学生时代。
分家后我和父母亲三人相依为命的生活在一起。当时，父亲给生产队看水磨，吃住在水磨坊，很少回家。母亲身体不太好，经常头晕头痛，胸闷气短，有时卧床不起，也很少去生产队参加劳动，开始挣工分养家糊口。我早出晚归，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和社员一起在生产队劳动。在家里也承担起了拾柴、挑水、挖野菜等家务劳动。在那段时间内，我完全是生产队社员，听从生产队长的安排参加生产劳动。在这段时间里，对计划经济时期生产队集体作业时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有亲身的体会。
在计划经济时农村集体作业时，农民在生产队干活多少带有点军事化管理性质。社员出工劳动，由生产队长在村中高音啦叭上进行派活。今天派张三干这，明天派李四干那，完全由生产队长说了算。社员们按所派的农活各自去劳动。有时队长也上门派活，在各家各户大门口喊喊，社员们就按队长的安排各自干各自的活。那时，生产队的音音喇叭一响大家就纷纷下地劳动，在田间听到哨子声或着吆喝声就收工回家。那年我十七岁，已完全进入了强壮劳力的的行列，成天和其他强壮劳力一起担粪、耕种、收割，干的全都是重体力活。我从小干活卖力，不怕出力流汗，脸晒得黑里透红，双手长满老茧，不怕风吹雨霖，不到半年已彻底改变了学生时的模样，成为一名彻头彻尾的人民公社社员。
1967年4月，我还派去小陇山林区董水沟林场干过一段时间副业工。董水沟林场在原天水县甘泉公社(今麦积区甘泉镇)西南部。那里林海茫茫，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我出生在黄土丘壑地带，从没去过林区，刚到那里时感到格外新鲜。初夏的林区，各种各样的植物花开似锦，根深叶茂。有的能叫上名字，有的连当地人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们副业队一共七人，由生产队一位年岁较长的堂伯带队。住宿在林区找了一个当地社员看护庄稼现荒芜无人居住的茅草房中，吃饭自己造。我们每天去山林中挖育林坑，给已栽种的小松树苗锄草松土。钻进山林，东跑跑，西转转，挖不挖，锄不锄，时间到了就收工。验收人员也经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段时间比生产队劳动轻松多了。后来我还时常留恋那段时间的轻松与愉快。大约干了三个多月左石时间，林区工地给我们结了帐，就结束了这段搞副业的工作。
结束富业工回家不久，突然身上奇痒，面部肿得眼睛成为一条缝隙，浑身疼痛难忍。这可吓坏了父母亲，急忙请来了医生进行检查治疗。后经大夫检查，说是被漆树所“咬”。树会“咬”人?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实际是因为生漆有毒，含有强烈的漆酸，沾在皮肤上，引起的皮肤过敏，所以被误认为树会“咬”人。三个月时间副业工的工钱，除给生产队扣除外，自己也分得了四十多元钱。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收入，我心里无比高兴。就如实把这钱交给了母亲，母亲看到我挣钱回来也非常高兴。
在生产队劳动不到半年时间，我的命运开始发生变化。当时，生产队需要选一名社员担任务出纳员。在那个年代的生产队社员中识字人很少，我上过几天初中，算是有点文化知识的人了。加之我在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中印象较好，大家一致推选我担任生产队的出纳员。当上出纳员后，全家人都非常高兴。母亲逢人便说：“娃的书没有白念，现在已是生产队干部，说不定以后还要靠书吃饭呢！”父亲还请村上一位木匠师傅用料专门给我制做了个用来存放帐本和现金的小木箱。这个小木箱有特别的记念意义，我虽然当出纳已过近五十年时间了，但这个小木箱我始终保存着。从乡搬进城，在城里也搬过几次家，家俱都基本被丢弃，唯有这个小木箱我始终舍不得丢弃。在生产队当出纳实际工作量不大，一两个月和生产队会计在一起记一次帐。庆幸的是记帐的那天不下地干活，轻轻松松的挣工分。那时生产队财务往来不多，收入主要是给国家上缴的购粮款和村上水磨坊的收入。开销也主要是购买生产队所需的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偶尔有招待来队检查工作的脱产干部的费用。那时上面来检查工作的干部，一般都能按照上边规定和社员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要求，吃住和社员群众一样，不像现在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吃了还拿上。现在，上边三令五申改善干群关系，要求干部联村联户，但是真正脚踏实地的扎根在农民群众之中的人并不是很多。说实话，那时干部作风和干群关系比现在好得多。
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山东省嘉祥县两名教师建议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教师不拿工资记工分的文章。文章发表后不久，全国迅速掀起了大队办学热潮。我们大队林家河和裴家庄两个自然村中只有林家河自然村有所耕读学校，一名叫杨安吉的同志任耕读学校教师。耕读小学是那时在广大农村兴办的可招收不能入全日制小学就读儿童的学校。这种学校主要以自然村为单位，以扫盲为主要目的。采用半天劳动半天读书或者早、午、晚组织学习小学语文﹑算术等课程的教学模式。林河村耕读学校只有二十几名学生，三年级以上的学生还得去公社所在地的贾川小学就读。裴家庄连耕读学校也没有，孩子不论年龄大小，年级高低都得去贾川小学读书。我就是那个时代在邻村贾川庄上小学的。我们村和贾川庄隔河相望，若发了暴雨在学校回不到家，在家上不了学。我们村的孩子上学极不方便。
为贯彻落实上面大队办学的要求，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林河村、裴家庄两个自然村合办大队小学。并就如何解决校舍、师资等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大队决定利方神寺庙为校址，教师除原耕读学校杨安吉之外，要在我们裴家庄再选派一名教员。当时裴家几乎没有回乡知识青年，议来议去觉得我有点文化，决定让我担任民办教师。就这样，我从此步入了教育行列，在民办教师这个岗位上工作六年时间。
那时，农村小学老师分民办和公派两种。公派教师是从师范院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各学校，领取工资的正式任教人员。而民办教师是公社或生产大队从社员中选派到学校教书，农民身份不变，不拿工资拿工分，生产队记工分分口粮的任教人员。后来，县教育局虽然给民办教师每人每月补贴人民币七元，但农民的身份没有改变。在生产队劳动一日工值几分钱的那时侯，每月七元钱的补贴也算是很可观的收入。钱虽然不多，但家里总算有了固定收入。父母亲非常高兴，为我能当上民办教师而感到庆幸！那时的教学模式，是以普及教育与文化扫盲为重点。凡是六周岁以上的孩子都得入校上学，学费也很低廉，每学期一个学生只交一元钱的学费，如果交不上来就免交，也不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不让上学。学习开设语文和数学两门功课主课。
我是文革“停课闹革命”时期考进中学的，没上几天课就辍学回家，文化基础知识非常差。为了备好每节课，我经常查资料、翻字典熬到晚上十二点钟以后。那时用煤油灯照明，在昏暗的灯光下备课和批改作业一坐就三、四个小时，母亲担心看坏眼睛，不让我熬太多的夜。授音乐课是我最大的难题，我不懂乐谱，一方面不耻下问，积极学习，另一方面跟着收音机播放的歌曲学唱，学会了才教给学生。
我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我的学生。那时孩子家长都在学大寨运动中不分白天黑夜战斗在劳动工地，由于超常的劳动量，所以家长很难腾出身子管教孩子。一百五十多名孩子的理发任务基本落在了我的身上。我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给学生理发，有的同学满头都是虱子，我也不怕累，不嫌脏的给学生理发。记得我们小时候，虱子特别多，几乎每个人都长过虱子。男男女女都有，这东西很容易传染，就算洗得再干净，过不了几天又有虱子了，而且发展好快，一夜就能让头上全是虱子蛋！我还有时就帮同学抓虱子和撸虱子蛋，撸下来，用两大拇指的两个指甲一夹，“哔啵”的一声响，蛋就碎了。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从没见过虱子。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地主、富农家庭成份家的孩子大人很难顾及孩子的管理教育。我始终牢记“误人子弟如杀人父兄”的古训，坚持一视同仁的去关心、照顾那些成份不好家庭的孩子。对学生不分高低贵贱，不搞厚此薄彼。有名小同学家庭是地主成份，家里尽是强壮劳力，吃粮费，生活困难。记得有次这名小同学接连几天上午不到校上课。我发现后即将这名同学叫到办公室询问，可他一句话不回答只是哭。我不知其所，在再三追问下，才知道这位同学家里断粮，上午沿门乞讨，下午才能到校上课。这个情况我知道后，心里感到十分不安，错怪了这名小同学，鼓励他克服困难，坚持到校上课，千万不可辍学。这名同学没钱买作业本，我就将班上学生考过试的试卷翻过来装订后让他当作业本写作业。那时村庄巷道经常张贴标语，这名同学就偷偷地把巷道张贴的彩色标语纸揭下来装订当作业本。一次村庄巷道墙壁上张贴欢迎来人参观的标语，参观的人未到他就揭了下来。大队干部发现后进行追查，查来追查去查在了这名同学身上。这名孩子因其家庭成份不好，生产队对其父母进行了“上纲上线”的批判斗争。这名同学也让其他学生围攻推搡。我发现后立即进行阻止，并向学生说明情况。这名同学虽家境贫寒，但学习非常认真，后来考上了师范院校，毕业后在教育战线工作，是一名优秀的中学校长。我为这名同学感到十分欣慰。
我们村大队书记和副书纪是亲弟兄。弟弟是大队副书记，后来被录用为国家干部提拔为公社书记、清水县委常委。他俩的孩子都在我我们大队学校上学，一些老师怕得罪他们弟兄俩，对孩子不理不彩，由着孩子的性子。我想学校不应该有特殊的学生，老师也不得因家长的高低贵贱而另眼看待学生。弟弟的孩子有时迟到早退，上课不专心听讲，左顾右盼，影响课堂秩序，我进行严格管理。有一次，学生反映这个孩子在教室拿着旱烟锅抽烟，我即前去进行制止和严厉批评。反复给这个孩子讲吸烟的害处和教室抽烟造成的不良影响。并将旱烟锅作没收处理。这个孩子不敢把自己抽烟和我没收旱烟锅的事给父亲说明。他父亲四处寻找，始终找不见他的旱烟锅。后来，听其他孩子说，他的旱烟锅被我没收。过了半月左右时的一天晚上，这位公社书记来学校找我聊天。开始我们都没提及旱烟锅的事。他不说，我也故意避而不谈。直到临走时十分不好意思地对我说：“裴老师，我没有管教好孩子，在教室抽烟在学生中影响很不好，你的做法是对的，也是对孩子的负责任，我非常感谢你。”我也顺便讲了小孩子抽烟的危害，他连连点头表示赞同我的看法。
我对学生负责，敢于管理的做法得到了领导的赞偿。这位公社书记多次在会上讲：“我们林河学校裴老师是个好样的，对工作负责任，敢做敢为，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好教员！”
由于我在民办教师这个岗位上勤奋努力和敢做敢为的处事风格，赢得了广大学生的爱戴和家长的好评。也获得了大队、公社领导的高度信任和支持。大队党支部把我作为发展入团入党的重点培养对象。记得入团时间不久，又让我写《入党申请书》，培养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让我参加大队民兵连，还给我发了支“三八”大盖长枪。民兵连几次大的活动都让我负责，每次我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那时入党没有预备期，我向组织提交《入党申请书》，公社党委就批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为什么大队党支部对我入团、入党这么重视，也这么快呢?当时我确实有点纳闷。后来我才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一次，县委书记来我们大队检査工作。那天是星期日，学生放假，汇报接待工作放在我任教的小学，大队让我烧水、泡茶、摆桌子拉板凳搞服务。汇放工作的地点放在我办公室隔壁的那间教室里。这两个房屋顶部相通，说话相互听得一清二楚。在汇报工作时大队党支部书记说：“刚才这位老师是裴家村人，大队领导班子中没有裴家村人，这人很不错，已入了党，我们想把他从民办教师岗位调出，让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听到这话后，我非常震惊。原来是为了让我担任大队副书记才让我快速入团、入党。那时的大队干部没有多少“油水。”在那“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改造山河的战斗中出的力、流的汗比其他社员多得多。这位县委书记听后却慢条斯理地说：“民办教师是县教育局管理的任课教师，虽然是民办老师不拿工资，但县上每月发给一定补贴，调出当村干部人家有可能不同意，再着民办教师是教育局管的，我看这种作法有点欠妥。”就这样我没有调出当村干部，仍然从事民办教师这个职业。
产队出纳员、任大队学校民办教员到入党、入团，直到推荐上大学，一步步都是我无私付出，辛勤工作的回报。民办教师工作岗位上六年的辛勤工作，勤劳的汗水为我后来的仕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责任编辑：唐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