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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本报北京讯）裴国栋 男，汉族，出生于1950年7月17日(农历6月初3日)。甘肃省清水县贾川乡裴家庄人。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先后任天水地委报道组新闻工作者、清水县委报道组组长、天水地区劳改支队办公室主任、天水地区司法处办公室主任、天水市法学会秘书长、天水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天水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等职。2010年按副地级干部待遇退休。在国家级、省级报刊杂志上发表过近千篇文稿；起草撰写过大量的公文类文章。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曾多次受中央和省、市的表彰奖励。中央组织部﹑中央综治委曾给予嘉奖。
作者故居— 清水县贾川乡裴家庄
作者工作过的地方—天水市人民政府
2016年5月份少华社长采访作者裴国栋时的合影。
自 序
我原定的书名为《往事回睦》，在修改时总感到平淡无味。文章中涉及的许多内容是自己成长过程中对社会、人生、世事的一种洞察和审思。即更名《岁月沉思》为本文的书名。
书槁成文后“中国报道新闻社”以《一位甘肃政法干部的—岁月沉思》为标题分别在“中国报道新闻网”、“中视网”、“一画开天艺术网”三个媒体同步并机连载。对我鼓舞很大，督促我对此文进行了修改校正。
《岁月沉思》实际是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主线，真实地记录了记事以来近六十年个人、家庭以及整个家族在社会变革中的悲欢离合。本书从家庭变迁、个人成长过程和事业奋斗中折射出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环境、风土人情和社会发展变化过程及自己人生旅程中的成败得失。它用真实的史料，把人生经历中发生的一些事件呈现出来，表现出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血肉关系。实际是我人生的感悟，历史的见证、时代的记录，也是本人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考。
时光流逝，荏苒的时光就这样悄悄地，慢慢地消失了。
在我短暂的一生中，走过风、走过雨；经历失败、体会成功；品尝过痛苦、享受过欢乐；走过泥泞、踏过坎坷、经历过挫折和万苦千辛才幸运的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阳光小路。远去的尘封往事值得品味，逝去的青春值得回忆，走过的路子留下了时代的印痕，藴含着成长的足跡。
往事历历在目，心绪不堪回首，每当我闭上眼睛沉思，那故乡的炊烟、童年的月夜、父母亲的教诲，还有身后留下的串串人生足迹，以及那山间不知名的花草发出的淡淡清香和村前东流小河潺潺的水声……犹如一幕幕古老电影镜头似的在脑海反复显现，仿佛把我带到了已然逝去却永不会磨灭的远方。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幼年经历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忍饥挨饿；上学期间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停课闹革命的浪潮中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和“长征大串联”；退学回乡后，在生产队“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披星戴月，战天斗地，投入到改天换地的战斗行列；在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浪潮中当上当上了民办教师，不拿工资拿工分，在教书育人的行列工作了五年多时间；后来有幸被推荐上大学，成为特殊环境下的“工农兵大学生”；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先后在新闻单位、政法部门工作三十五年时间。在我的人生旅途中，从一名农村放牛娃到一名国家工作人员，经历了身份的变迁和各种政治运动。回想起来这些历历在目，件件在心。
闲暇之余，和同事聊天，与家人交谈，就会谈及幼年时的家庭磨难；学生时代的学习生活；父母﹑兄弟姐妹的生离死别；参加工作后的岗位的变迁。这些往事，恍如昨日。故此在同事和家人的鼓励催促下，我坐在电脑桌前，生疏地敲起了电脑键盘，把学习打字与往事回忆同步而行，开始回忆走过的路、沉思人生旅途中遇到的事件和人物。
回忆走过的路，我珍惜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人生在世，与父母、妻子、儿女、同事和朋友之间相处实际都是一种缘分。坦诚地说，不论是在家庭、在单位还是朋友之间，我始终怀着一颗诚挚的心，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我深深地感谢曾经帮助、培养、教育我的领导和同仁，使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在政府部门有了一席之地；感谢所有关心过我的亲人、同事、朋友，帮我渡过工作和家庭的道道难关；感谢九泉之下的父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感谢我的兄弟姐妹，是他们起早贪黑挣工分供我上学；感谢我的家人与我风雨同舟，共患于难，共同支撑了这个家庭！
在我的一生中付出与缘分紧密相连，我与任何人没有大的过结。我问心无愧，尽管太多的辛酸融进了昨日的犁铧；尽管难以抹去的忧伤充斥着我的心灵；尽管大半生的精力挥洒在征途上；尽管痴笑我傻的声音挥之不去……但我做人的唯一指南是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感到慰藉的是自己的正直与诚实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我没有著书立传之意，也没有在人前评功摆好之念，只是想把自己的经历述说给后代，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代人坎坷的经历和辛酸的奋斗史，让他们不要忘记在人生道路上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好人之恩。让他们牢记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开拓事业，成就美好未来，让他们从我人生的成败得失中吸取教训，走好自己的路。
文章是现在写成的，而所讲述的许多事情，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廿一世纪初的陈年旧事。当年所亲身经历过的人，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有的也将是古稀之年。这其中的许多事件是对是错，历史大多已有定论。暂无定论的我也不多加评论，只好由后人去评说罢了。
贺国栋同学《岁月沉思》付梓
冯天真 于甲午秋月
黄河岸畔幸识君，
四十年来谊长存。
生计艰难半书泪，
事业有成一路平。
孝親未尽终抱憾，
仁爱永留昭后生。
大梦醒时向晚唱，
妙笔生花著乡亲。
★ 冯天真：作者系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学。
记事篇（三）
记忆中的生活困难时期系列报道之（一）
我已年过花甲，对过去的事大都淡忘，唯有童年时期经过的饥荒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那段苦难的岁月，给我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1959年至1961年期间，我们那里发生了饥荒。1958年那年我八岁，已基本记事。记得那年八月，家乡稠泥河流域十几个村庄成立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当时政社合一的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的一个基层组织，又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政权在农村的一个基层单位。家乡的人民公社以稠泥河流域最大的村庄贾川村而命名为“贾川人民公社。”贾川人民公社下辖十几个大队，大队下面又设有生产小队。裴家庄处稠泥河流域的中段，与林家河村相邻，历史上裴家庄和林家河村一直管辖在一起。林河村比裴家庄大、人口多。当地有大庄小庄之称，把林河村称为大庄里，裴家庄称为小庄里。这次成立人民公社时仍划分为一个生产大队。林家河村为一、二、三、四生产小队，裴家庄为第五、六生产小队。裴家庄以由北向南一条主巷道为界划分了两个生产队，西边为第五生产小队，东边为第六生产小队。农村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的第一件事是大办食堂。裴家庄两个生产队办了一个集体大食堂。食堂办在一户地主成份人家的院子里。全村二百多人挤在一起吃饭，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哭的、闹的、放屁的、撒尿的，啥样子的人都有，真是热闹非凡。
刚开始办食堂时，挨家挨户把乡亲们家中的粮食搜出来上交用来办大食堂。开始，许多村民只交出部分粮食，偷偷藏过些稂食，白天干完活到大食堂集体用完餐后，晚上回到家里偷偷做饭加餐，尤其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更是如此。后来，公社和大队干部发现后不让加餐，要求社员交出家中未上交的全部粮食。由于大家交粮不积极，大队组织民兵巡夜查看炊烟，谁家冒炊烟就去谁家搜粮。并利用晚上夜深人静村民熟睡之机，带领民兵冲进村民家中挨家挨户进行突然袭击搜交粮食。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在熟睡中，突然被叮叮咚咚的锅碗碰撞声、打骂声吵醒，定下神来发现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窄小的室内站着许多人，母亲跪在地上，手里紧紧抓住装有一升多高梁的布口袋，乞求留下这一升多高粱。父亲的脾气一直倔强,一但做了决定,十头牛都拉不回来。他一边用手护着跪在地上的母亲，一边放开嗓门与来人论理。那些人不管父亲怎么说，怎么护，几个年轻小伙子一起上把父亲推推搡搡抓了起来。可怜的母亲无论怎么乞求他们把母亲推倒在地，抢走了这一升多高粱。父亲当晚因为我家有“藏粮”问题，被抓了起来。在食堂院子连夜召开社员大会，会上对父亲和其他和我家一样有“藏粮”问题的社员进行斗争，逼迫交待“藏粮”问题。那时的“批判斗争”和“严刑拷打”没有什么区别。第二天中午，父亲才被放了回来，只见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伤痕累累。
刚办起食堂时伙食还算可以，每天包谷面疙瘩、烩菜、糊糊等。偶尔也吃顿烩菜豆腐之类。过元旦还吃了顿大肉烩白菜来改善生活，这顿饭还组织人员参观，让介绍人民公社大食堂的好处，让大家坚定办食堂的信心。每次开饭时，食堂管理人员用铁皮制成的喇叭形的土话筒高声喊:“喂……开饭了……开饭了……”。大家听到喊声就去食堂吃饭。
集体大食堂办了不到半年，生产队无粮支撑食堂最差的伙食标准。伙食也越来越差，一日三餐，顿顿是掺上大量酸菜的包谷面清糊糊。到了1959年后半年，集体食堂办不下去了，包谷面酸菜糊糊越来越清。也开始不过分强调大伙在食堂一起用餐，允许把包谷面酸菜糊糊提到家里吃。我和兄长经常去打我家的面糊糊。我俩用瓦罐抬回家和父母一起喝面糊糊。一次，我俩不小心将瓦罐摔碎，面糊糊撒在路上的泥土中。兄长急得用双手把菜糊糊捞在手中哭喊着说:“兄弟，爸妈还等着我们抬的糊糊喝呢!我们今天吃啥啊？”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在外应酬，看着满桌的各色吃食时，哥哥跪在地上双手捧着带有泥土﹑柴草面糊糊的情景浮现在面前。每当回想起这一幕我都感到无比的辛酸。
1959年入冬以来，生产队没有粮食支撑最差的伙食标准，大食堂彻底断了烟火，社员们都各自寻找各自的救命途径。实际这年我们那里粮食长势还是不错的。主要是强壮劳力都参加大炼钢铁去了，满地的庄稼没人管，成熟的粮食没有收回来。特别是这年秋天，阴雨连绵，高粱﹑玉米等作物在地里的秆上发了芽，烂在了地里，没有收回来。到了1960年春天，真正的粮荒逼近。特别在春天青黄不接的二、三月春季，饥荒像恶魔一样降临在了乡亲们头上。生产队的大食堂解散，社员家里什么也没有，不要说粮食，就连起码的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都没有。
1960年的春节我永生难忘。在农历腊月二十六日这天，全村人将打碾过的麦草重新铺开再次打碾寻找遗漏的秕颗粒。人力、畜力折腾了一天，也没寻找出多少秕麦子。我家分得了不到一斤。就用这一斤秕麦粒在春节期间做了两顿面糊糊喝。虽然没寻找出多少秕子粒，但翻腾出了许多麦衣，这些麦衣加工后充饥，也救活了人的命。
开年，灾情更加严重。灾民们千方百计地寻找可充饥的东西。麦衣、谷糠、玉米棒等作物的秆、壳晒干推碾成粉，筛子底下粉末加工后充饥。后来，这些东西也都找不到了，就满山遍野寻找田鼠、乌鸦及草根之类煮熟了充饥。一次，兄长发现秋天收割莲花白菜时残留在土中的根须煮熟可以充饥。我们非常高兴，他带我满山遍野，四外寻找。记得有次兄长带上我去离裴家庄二十华里的太阳镇杨家底山沟那里去找寻。那里一带人烟稀少，土地宽广，兄长估计可寻找到莲花白菜的根须。我们天亮就动身，徒步去那里满山遍野的找寻。其结果跑了一天的路，不但没有寻找到而且差点饿得回不到家。我们早上出门时肚中空空，饿肚饥肠，到下午饿得前心贴着后背，两眼直冒金星。加之天寒地冻，路途遥远，到晚上十二点左右，哥哥背着我在那山沟里移动着艰难的脚步。父母亲在家差点急疯，一踏进家门母亲抱住我俩放声痛哭。
那时，我们全家人真是命在旦夕。母亲弱不经风，脚腿浮肿，下炕都非常困难。父亲魁梧健壮的身躯变得瘦骨嶙峋，我们姊妹四人个个面黄肌瘦，皮包骨头。父母亲怕我们姊妹中有个三长两短，父亲厚着脸皮去党湾村求二伯父和三伯父帮凑些谷糠之类来救救我们姊妹的命。在全民饥肠饿肚的年代，张口求人食物，乃是一件实在难以启齿的事。党湾村这个地方处在山梁上，人口密度不大，粮田面积比较广，群众生活也比我们村好得多。二伯父、三伯父知道情况后，非常理解父亲的心理。同胞兄弟，手足同情，打断骨头也连着筋。他们俩家左寻右找，找了一麻袋左右的胡麻壳衣，拿回家让我们充饥。虽然胡麻衣人吃后会过敏，身上痒得实在难受，连头发和眉毛都掉光了，但也救活了我们的命。
油菜是越冬作物，未发芽之前它的根须埋在土里，如果找到油菜地，拔出埋在土里的油菜根须用来充饥，是那时的上等美餐。发现一块地就吃掉一块地。结果那年种植的油菜块块地的根须被吃掉，来年基本造成了绝收。生产队种植玉米，为防止社员偷吃玉米种子，生产队干部把人粪尿和种子搅拌均匀后运到地里下种。可是在种植时，队长一转身，大伙立即在手里搓搓往嘴里塞，什么脏不脏、臭不臭、人粪不人粪全然不管。生产队死了牲畜可是一件非常庆幸的事，知道死了牲畜能分吃死牲畜的肉。我们那时侯经常盼着生产队死牲畜，一听说生产队死了牲畜，就早早的提上竹篮排队等待分死牲畜肉，唯恐去迟了少分几两。
裴家庄村西头有个叫坟茔畔的地方，坟茔畔实际是邻村林家河庄毛姓人家的祖坟之地，也有人叫毛家坟茔。毛家坟茔墓地内长有几棵直径一米以上的大榆树。有的饥民发现榆树皮加工后可以充饥，大家你争我抢不到半天时间，把这里几棵高大的榆树从根部刮到了树稍。父亲从树上也刮下了许多。经过凉晒和锅中烘焙干后再上磨推成粉，用粉做成面片状的小块来充饥。那个苦涩味，现在想起来都恶心。
1960年冬到1961年春，是最为困难的时期。极目之处，不是一具具瘦骨嶙峋的骨架，就是浮肿可怕的男女老少。乡亲们因为饥荒，大都身体垮了下来。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已经很突出。1961年后半年，灾荒已引起了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自上而下犹如发过高烧的病人那样，大烧退去，头脑也冷静了下来。开始正视眼前与千千万万人民性命攸关的现实问题。政府着手从外地调拨供应粮来抢救人命。政府的关怀像一股巨大的暖流，温暖着千万颗善良的心。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埋怨政府，只是勒紧裤带过日子。当时，公社一方面带领群众抓生产自救，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帮助群众渡过难关；另一方面调拨供应粮来抢救人命。只不过供应粮少得可怜，大人一天三两，孩子二两，用这些救济粮来吊命。我家六口人都是强壮劳力，年龄最小的我也十多岁了，全家人都饭量大，供应的红薯干来不及加工就生吃掉了。至今在我的脑海里还记忆着那时计数吃黄豆粒的事。供应的黄豆少得可怜，用不着加工面粉，只有炒熟按人头分颗粒吃。记得每人每天在十粒左右。
好不容易熬到三月，万物复苏，可充饥的东西逐渐多起来。野菜、树叶、草芽都成了灾民充饥的东西。地面吐绿发芽，芽苗很小，手拔不出来，我们就象牛羊一样爬在地上满山遍野的啃吃嫩草芽。那时，管它是什么草，能吃不能吃，有毒无毒照吃不误！生苜蓿芽用生小蒜包起来吃，满口流绿水，连拉下的大便都鲜绿鲜绿的。那时，学校也不要求学生每天到校上课，我成天去地里为家里掐苜蓿、拾苦蕨莱，拿回来煮着吃。学校老师也是饥肠饿肚。我的班主任老师魏建邦贾川村上人。一次他让我去他家取可充饥的东西，他母亲只给了两根胡萝卜和一缸子酸菜。交给他以后，他又把一根胡萝卜给了我，让我充饥。实话说，如果不是野菜救命，不知还要死多少人。
后来，随着小麦等粮食作物的成熟，社员偷吃生产队地里的庄稼成了普遍现象。生产队的社员几乎无人不偷，白天在一起干活，天一黑就都成了“小偷”，偷粮时偶尔互相碰见也假装不认识，你偷你的，我偷我的，各偷各的，互不干涉。生产队干部发现了就组织社员批判斗争，今天批斗你，明天批斗我，斗来斗去大家都不要脸皮了。于是，斗归斗，偷归偷，白天挨斗晚上照偷不误。社员偷干部也偷，社员偷地里的，干部偷保管室的，只不过“刹小偷小摸风”只整社员不整干部。
就在这样的一个饥荒年，弄虚作假，虚报浮夸成了风。公社还召开“放卫星”大会。“放卫星”是指从1958年开始的一场急于求成的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运动中虚报浮夸粮食和钢铁产量的虚假行为。对这场各行各业发生的类似行为被统一称为“放卫星”。公社把各生产大队干部召集起来报产量。这个大队的干部说他们那里粮食亩产双千斤，那个大队干部又说他们这里亩产超吨斤。最后那个大队报得最多最光荣，给报得多的大队干部披红戴花，上“光荣榜”；对报得少的插黑旗，进行批判斗争。粮食明明减产，社员饿着肚子，却弄虚作假说粮食大丰收。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口袋下面装上麦草，上面放点粮食，看上去就是粮食成山。让地方官员不着边际的把牛皮吹上了天，他们的乌纱帽保住了，可老百姓遭了殃！
直到1962年秋，国家调整了当时的政策，给社员划分了自留地，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和小片开荒。这个政策的实施给灾民救急吃饭和恢复生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经过饥荒的农民深知粮食的可贵，千方百计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提高粮食产量。父亲利用工余时间在牛羊难以行走的陡屲荒坡上开挖了大大小小七、八块小片荒地。最大的不过三四十平方米，最小的只有三五平方米。父亲和兄长白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这些小片荒地都是他们早晚利用工余时间开挖的。星期日我往这些小片荒地运送肥料。这些小片荒地都在牛羊难以行走的陡峭荒坡上。我拼命一背篼一背篼往地里背。再苦再累心里乐滋滋的，知道收获后会填饱肚子。我家在这些小片荒地种上小麦和洋芋、白菜等作物，秋季也有了一定收成，对家庭生活也起到了添补作用。从那年开始，我家的情况也就慢慢一年比一年好起来。
不可否认钢铁产量的高低对国家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当时在“以钢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开展了一场全国性盲目蛮干“大炼钢铁”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到处都修建了所谓的土炼钢炉。把祖先留下来的树木进行“剃头式”的砍伐作燃料；把先人留下来的带有金属的器物，甚至社员的带有金属的生产、生活用品被统统收缴起来投送到土炼钢炉内，炼成废渣提高了钢铁产量。记得有一天晚上，公社组织开展收缴钢铁的夜间行动。挨家挨户把村民家中的锅、铲、镢头、铁锨等带有金属的成品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统一砸毁收缴。有一天晚上我们都熟睡了，一伙人冲进家门，把家里几乎所有东西都翻了个底朝天，连门环、门锁都被撬了下来，一卷而去。根本不管以后再锁不锁门，镢头铁锨再种不种地，凡正都得上缴去炼钢铁，增加钢铁产量。我家土改时分得一个据说是明朝时期制作的特别精致的黄铜火盆，非常精美，用现在的目光看是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那天晚上被当场砸了个粉碎。这些收缴的器具被打碎后，投入到用土坯垒成的土“炼钢炉”中化作废渣，上报了钢铁产量。
那个年代的事早已成为历史，史学家将如实记录在史书之中，前车之鉴不会忘记，相信后人不会重蹈覆辙，我们的国家从此将会走向繁荣昌盛，人民的生活会越来越幸福。
(责任编辑：唐虎)
